药品第一
听了她这样的分析，我有些哭笑不得。不是认为医生说得完全不对，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位医生做出的诊断是纯美国式的：首先在中国，住校是件很普通不过的事，不会像美国人认为那样会带来孤僻和寂寞；其次，美国是反对堕胎的，人们会认为人工流产是一件很不道德和极端痛苦的事，但中国女性却并不会为此背上很大的负担……
不管我怎么想，医生已经大笔一挥，为我开了一种叫做氟西汀的药物，叫我定时服用。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她不仅是一位心理医生，还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在美国，精神科医生才能开处方进行治疗，而心理医生只能听病人的倾诉和进行语言劝慰。
回公司后，我向我的一位亚裔女同事讲述了自己的看病经历。她耸耸肩，说美国的心理医生就是喜欢给人开药。那些药吃下去对减轻抑郁当然有帮助，可是会让你整个感官都变钝变慢。我当然没有服用那些药物，在后来的两个月里，我接到了杰瑞特医生的几次电话回访，当她终于判断出坠楼事件对我确实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之时，已经是三个月后了。此后她不再打电话来，而我在美国看心理医生的历程，也就此结束了。
迷雾重重—我在中国看心理医生
虽然在美国心理诊疗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我也发现，那次流产事件对我的确有很深的影响。在我回到中国、并再次怀孕后，我的精神变得很紧张，于是有一天我告诉自己：“现在是再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了。”
困难的寻找
在中国，看心理医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哪儿才能找到他们？我寻求帮助的地方首先是一间三等甲级医院的心理门诊，挂了专家号之后，我在一间诊疗室中找到了为我诊治的医生—他是一位中年人，穿着很正规的白大褂，身边至少围了六个人，一位中年人正在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性生活障碍……天哪，我可不想在众目睽睽前讲述自己的心事，于是，我立刻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