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纠结的生命与伦理

　　为了能让这次“活体肝移植”成功进行，南方医院积极向广东省卫生厅申请，由于器官移植相关条例的缺失，尤其是“活体器官移植”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必须向卫生厅报批相关材料和手术方案。

　　之所以如此严厉管制这类手术，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莫过于“器官黑市”的曝光。2009年，广州某三甲医院从尸体采集肝脏做肝移植的黑幕被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在绝大部分患者都在苦苦排队等待志愿捐献者的时候，居然能有人搞到肝脏并且移植成功，生命显然已经不平等。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富裕患者居然从中发现一条求生之路，甚至蠢蠢欲动，四处打听，看哪里能够从哪里用金钱买到自己急需的器官。

　　但曝光的器官黑市中，也并非满地金银。不仅自愿卖肝卖肾者数量极少，而且配型也难以成功，还要冒着手术失败的风险。供体从中间人手中所拿到的报酬，也远没有外界想象的十几万几十万，大多数只有3万、5万，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供体甚至连这个数字都拿不到。

　　等待器官捐献 只有百分之一的患者能等到移植机会

　　中国是人口大国，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极多。以白血病为例我国每年白血病的发病率高达2.76/10万人，按照14亿人口计算约为38640人。大部分的白血病都可以通过骨髓移植来挽救，从医学角度来讲，非血缘关系供者配型完全成功的比例是1比1.5万，而目前中华骨髓库中，可供患者配型的血样仅有112万，可以配型成功的，寥寥无几。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库容量为460万，欧洲的为370万，台湾慈济会的为22万，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数量均远小于中国。

　　根据中国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长期面临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内地各红十字会累计登记捐献遗体6.78万人,其中实现捐献意愿8400人;累计登记捐献眼角膜2.51万人,实现角膜捐献意愿906人;全国每年约有100万人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有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需要做肝脏移植;而他们中仅有1%的患者能够获得器官移植机会。

　　对此，红十字会人员的解释是：活体器官捐献难以操作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家尚无一部法律能对其进行规范，其中存在太多伦理道德问题尚待解决。器官捐献和献血、捐骨髓是截然不同的，血液、骨髓、干细胞都属于可再生细胞，但是器官如肝脏、肾脏、角膜等却是不可再生的。以捐肾为例，如果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自愿捐献了一侧的肾脏给陌生人，过了两年剩下的一侧肾脏如果出现病变，捐献人或者其家人后悔，就很容易引起司法纠纷。

　　无明确法律规定 但是有操作空间

　　2003年深圳全国率先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草案》，但《草案》仍提出:捐献活体器官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年满18岁;二是以书面形式同意捐献;三是不危害生命安全;四是只能移植于最近的亲属。

　　随后，随着器官移植体系试点的建立，上海、广东、武汉等地开始逐步确立“游戏规则”，内容大同小异，无外乎年龄标准、书面同意书、不危害供体健康、亲属之间、无利益交换等，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体系尚未建立完全，全面铺开也有待时日。

　　对于“无偿捐献活体器官”的可行性，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既然法律没有对此进行明文规定，这也就意味着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仍有可操作空间。而且只要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家人是无权干涉其决定的。

　　我们为什么不敢捐出自己的器官

　　器官移植是为了挽救生命，但器官移植也有可能损害供体的健康;供体将为此付出巨大的身体健康风险，能否允许金钱交易的出现?是什么阻止了我们捐献器官的脚步?

　　人们总是在歌颂器官捐献者的伟大，但是忽略了他们痛苦。“活体移植是以鲜血、痛苦、健康甚至死亡为代价的。这种方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会成为移植手术的主流，只能作为无可奈何时的一种替代品。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一名做过肝脏移植的手术如此表示。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捐肾者，明天你将脱光衣服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当你醒来时，身上会留下一个缝合后的巨大切口，而切口以内的某处，有一个永远的“空洞”，从此以后你将一生都是个“独肾人”，但你的生命还将继续面对结婚、生子、工作……你的心理是否接受?

　　如果有一天，很不幸的，你也得了肾病，你唯一仅有的那个肾坏了，谁会捐给你呢?如果有一天，地震再次来临，在废墟下其他人可以坚持5-6天甚至更长,你呢?可能捐肾对于你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但在极限状态下，情况可能不那么乐观。

　　一个针对器官捐献者的，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而在中国，还有另一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