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小偷”：从15岁开始吸毒

　　白天，他们在家里睡觉。到了傍晚，他们开始一天的生活。他们尾随在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孩后面，尾随在提着菜回家的主妇后面，尾随在焦急地等待公交车回家的上班族后面，取得自己的“目标”。然后，将得来的赃物换成现金，买来他们渴望的“白粉”，享受短暂的快乐……第二天，再重复这样的生活。

　　覃伍和韦老六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仅仅从外表看起来，他们像街上那些有些时髦的小青年。

　　20岁的覃伍染了红色的头发，用手揪着衣角，他的话比较多，看得出是一个开朗的人。比他大一岁的韦老六看起来是个安静的青年，话不多，他的一双大眼睛总是偷偷地观察着别人。

　　小学毕业后，覃伍就在家闲着。1998年，15岁的覃伍开始接触毒品。“反正在老家也没有什么事，老家的几个朋友‘吸粉’，我们天天在一块玩儿，我当时还小，看着好玩儿，也开始学着吸。”覃伍说。后来，覃伍的毒瘾越来越大，“吸粉”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开始尝试静脉注射毒品。他撩起衣袖，让记者看他的右臂。记者清楚地看到覃伍的胳膊上有两条长约15厘米左右的黑色印记，像两条黑色的蜈蚣一样趴在他瘦弱的手臂上，这是长期用针头扎进静脉注射毒品留下的痕迹。覃伍不以为意地说：“刚刚打针的时候真的很疼，后来习惯了，也就麻木了。我在这些人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有的人注射的次数太多了，静脉已经找不到了。”

　　据覃伍说，“白粉”的市价是每克300元人民币，按照覃伍的毒瘾，每天需要近1克的“白粉”。覃伍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但是也无法负担他吸毒的昂贵开销。覃伍说：“知道我吸毒后，父母也劝过我。我们那儿以前不抓吸毒的，最近两年开始抓了。我在家就是危险分子，我连身份证都没有，不敢去办。没办法，我就想到杭州来找找事情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韦老六身上，到杭州后，韦老六曾经去找过工作，他到工地应聘，发现常年吸毒已经让自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而每天吸毒需要很多钱，于是他开始铤而走险，去偷东西。“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去偷的，有时候身上没有钱了，朋友那儿也借不到白粉，我就会去偷。吸粉花不完的钱，我就拿去打游戏。”覃伍口中所说的“朋友”，就是四五个跟他一起从老家出来也吸毒的小青年。他们一起在西湖区的阮家桥租了个房子。

　　2000年1月的一天，覃伍开始他在杭州的第一次偷窃尝试。他穿梭在人群里，跟在一个男子的后面老半天，终于偷到了一个钱包。跑到僻静的地方，覃伍打开钱包，发现里面有500元人民币。“当时我很害怕，怕被抓住，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后来也就慢慢麻木了。”

　　随着覃伍偷窃次数的增多，他的手艺越来越熟练。

　　半年以后，覃伍因扒窃第一次被公安局抓获，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在这里，覃伍接受了专门的艾滋病血液检测，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2001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韦老六的身上。

　　以前毒瘾发作的时候，覃伍经常和几个朋友共用针头，他在医生的解释下第一次知道原来听起来很可怕的艾滋病会通过这种方式传染。覃伍瞪大了他的眼睛：“毒瘾发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呕吐、头晕、流鼻涕，难受极了。有时候药店关门了买不到针头，或者是自己经常用的针头坏了，而这个时候毒瘾又犯了，我就用朋友的针头，借他们针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艾滋病，真的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话再难受我也不会借的。我自己得了艾滋病后，就没有再把自己用过的针头借给别人。我只把自己的病告诉了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叫他们注意。这种事我不跟别人讲。”

　　得了艾滋病以后，覃伍和韦老六都感觉自己的免疫力下降了，他们开始出现发低烧的症状，后来这种症状越来越频繁，现在基本上每隔10天就要发一次低烧。覃伍说：“我现在一不小心就感冒。这个毒不是你们正常人说戒就能戒得了的，毒瘾来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覃伍对强制戒毒所并不陌生，他趁着王成转过身的时候，偷偷指着几个医生说：“他，还有他，我都认识，我是这儿的熟脸了，至少来过五六次了，他们也都认识我。”陪同覃伍一起屡次“光顾”戒毒所的除了韦老六以外，还有他们几个老乡。每次总有两三个到四五个人陪同覃伍开始新一轮的戒毒过程。

　　覃伍有4年没回过老家了，韦老六也有3年没回过老家。韦老六问记者：“有这种病，回去干嘛?老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吸粉’，人家也看不起你。过年你到人家家里玩，人家也会嫌弃你，你心里也难受。我难过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只好放宽心，不想那么多。”覃伍接着说：“父母只知道我在杭州打工，不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我想治也没有地方治，偷来的钱也刚够我吸毒。我才20多岁，也不想死，但这个病听说是绝症，最多两三年就死了。”

　　下午4点，“放风”的时间结束了。戒毒人员开始排好队，回各自的房间。覃伍的背后就是他居住的房间，不时地有他的老乡用家乡话叫着他的名字，几个人用手抓着窗户的铁栏杆，起劲地起哄。覃伍回头看了又看，开始哼哼地笑。

　　他们的手，冰冷，有着微微的汗。

（责任编辑：叶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