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能总把矛头指向医生

　　当你看到患者悄悄把钱塞进医生口袋的时候，当你看见医生收到红包后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时候，当你发现每次去看病总是要额外的打点时，你是不是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这个被告人身上，可是如今这位被告人也有话说：“我们也是受害者。”

　　“每次患者亲属都会硬塞红包到我的手上，我说不能收，他们就硬拉着我不肯走了，说什么动手术不放心，你肯定会治疗不用心等等，没有办法只能收下。”其实在小编与这么多医生的打交道中，医生自己主动开口或表示要拿红包的例子微乎其微，都是患者自己由于一些心态问题或听信其他人的话把红包拿到医生的手上，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所有患者都做到坚决不给，干净的环境中医生又能如何呢？

　　“其实你给医生红包，我们能做的无非在态度上有所改变，在治疗或者是在生命面前绝对不会以红包来作为考量。”这一点也得到了许多患者的赞同，给了红包之后医生有的变化大多数都仅仅只是体现在一个态度上，你想获得比人家更好的服务，是不是相应的也要付出报酬呢？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视，你再看看周围，去买火车票你要看售票员的脸色，拜托人家办个事你也得看人家的脸色，社会上有求于人总是处于被动的位置，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所以为什么你就仅仅只是说医生的态度呢？

　　医生的态度过于冷淡而缺乏热情，他们总把这一切与美国的人性化服务相比，似乎这一切都是医生天经地义应该作的，但他们不断忽略一点，享受优质服务的代价是巨额的帐单，100美圆的门诊收费，1-2万美圆的胆囊手术费，这是没有医保的普通人根本就不敢问津的天文数字。

　　“其实现在能拿到红包的基本上都是主任级别的医生，这些人技术过硬，治疗手段多样比其他医生厉害许多，你既然想享受更好的质量，付出自然要比别人多。”实际上，这些貌似公正的声音，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患者选择权的漠视，对能者多劳多得的基本分配原则的漠视。患者完全可以选择低级别的医院，同样也可选择高级别医院的低级别医生，但他们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处于对自己生命健康的重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主动选择了高级别医院的高级别医生。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就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尊重。而尊重患者选择权的同时有能提高医生的收入和拉大收入差别，打破平均主义的僵局，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双赢局面。

　　有人指出，由于疾病的特性，患者选择权非常有限，当患者的选择权成为必须的义务时，选择权背离了原来的初衷，就只存在强制消费了。这又是表面的正确。其一，疫病有择期和非择期两种，而红包主要针对的是择期手术，因此这类患者完全有充分的时间作出与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疾病性质，程度等相适应的选择；其二，当医疗被赋予了消费的含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患者面临的是商品的选择，高级医生将带来的是更少的治疗时间，更少的治疗痛苦，更好的治疗效果。正常的有理性的消费者都不会幻想奥托价格买大奔这类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其三，医疗市场本身不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问题。无论非营利还是营利性医院，都是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激烈竞争的独立实体，医保并非造就大医院市场垄断地位的魔鬼，因为医保的范围一大大扩大了，而改革前后，大医院的病源并未明显流失。患者之所以选择收费高，自费率高的大医院，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医院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吹医生收红包是多么的天经地义，我们要说的是在整个已经歪曲的环境中，大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医生的头上，就像我们看到地震把房屋给震倒，我们会说是地震的原因，可是或许早在地震之前房屋就已久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在或者房屋本来就是豆腐渣工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只是地震发生后房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倒塌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剖析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个劲的在责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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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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