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书籍中所载尸恋之事，有许多都和鬼神之事混杂在一起，使人莫辨真伪。如唐代说部中有张《尸媚传》一种，所述多为女鬼惑生人之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这些记述，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尸恋有一定关系，但把它夸大而流于荒诞了。这些记述，作为茶余酒后的闲谈当然未尝不可，但离科学论述实在太远了。有些记述，不全是杜撰，而也许是夸大了。如清景星杓《山斋客谭》云：“本朝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弃之，见女貌如生，将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磔，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高其佩之妹也。”高氏父子都是清代名臣，而且高其佩十分擅长指画，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尸体能否抱紧活人滚二十五里，这就有点玄了。
奸尸之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地有所记载，民国时期有些记载也与此有关。1928年，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炸开了慈禧的墓，大肆掠夺。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有一起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殿英与土匪无异的军队打开慈禧的棺橔之后，见尸体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他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胆大妄为，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着细看了一会。但是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禧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意兴索然，停止奸尸，然后就一起抢夺珠宝。---以上记载是否翔实还可进一步考证，但奸尸之习之延续，则应该是无疑的了。
五、雕像恋和画像恋
雕像是物，决不是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把雕像作为一种艺术欣赏;也可以睹像思人，那还是出自爱人，而不是爱这雕像本身。如果是把雕像作为活生生的人去爱恋，那就有些变态了。
雕像恋的情况，自古以来中外皆有。古希腊神话中讲到一个名叫皮克马利翁的塞浦路斯王子，爱上一个美女雕像，每天在雕像前祈祷，立志娶雕像为妻，几年不衰。雕像感其诚，于是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女，嫁给了他。后人就把这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状况称为“皮克马利翁效应”。
当然这只不过是神话而已。可是这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存在的，在汉时已有记载。王嘉所著《王子年拾遗记》中说：“蜀先主甘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从以上记载看来，蜀先主刘备可以说是一个雕像恋者，但程度不太深罢了。
这一类的记载后世不断，中国的“皮克马利翁”一再出现于稗官野史之中。例如唐于逖《闻奇录》说：“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女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妻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妻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日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侍箕帚，终岁生一儿……”从这段记载看来，赵颜确有画像恋，画像变活了还为他生了孩子，可能只是他的白日梦而已，到了后来的文人笔下，就演变成了“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神话和诗境。
六、施虐狂与受虐狂
这是通过对他人施虐或自己受虐以达到性的满足的一种变态现象。从常情来看，施虐与受虐只会引起肉体上的痛楚，何来性快感?但这种情况古来就有，而且从其根源来看，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潘光旦教授认为，轻微的痛楚中有快感是很实在的一些心理作用。中国文字中“谑”字从“虐”字产生，“虐”虽说是声，但也未尝不是义，所以谑就是言之虐者，但也唯恐其虐的成分太多，以致引起痛苦的反感，所以《诗·淇奥》有“善戏谑乎，不为虐兮”的话。我们的寻常言语中，说一件事办得“痛快”，也是这种心理。
男女在缠绵爱恋之时，常有相互咬啮的现象，以轻微痛楚为乐，这就被称为“情咬”。所以古代中国男女相爱，私订婚姻之约，叫做“啮臂盟”。又闺房之乐里，男女之间，尤其是男的对女的，喜欢在颈项上撮取缕缕的红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称之为“撮俏痧”，也可以说是“情咬”的一种。以上这些现象，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但如同任何其它事情一样，如果超过了限度，就成了施虐狂或受虐狂，成为性变态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秦、汉之际不多见，但以后陆续有所记载，特别是在从前流行笞刑的时代，鞭箠方式的施虐狂是比较多的。如宋赵德麟《侯鲭录》云：“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从以上这件事看来，吕士隆的施虐狂是有相当程度了。
关于施虐狂，后世书籍还有不少记载。如清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乾隆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过，未可重訾之也。”俞樾在这里重点是写那“受笞之妇”，并且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作了一些道德评价。可是我们从这件事中看到那“少年佻，而慕道学名”的县官，喜欢裸妓女之身而笞之，这显然与性变态心理有关，属于施虐狂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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