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我圣化的典型

　　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自我美化、自我圣化，显然可以用来抵消其不美的真实形象。但是，一旦把自己抬得过高以后，便不能容忍真实的自我，甚至还会引起恼怒和自我鄙视，并且因为自己达不到那种要求而会烦躁不安。于是，他们动摇于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想象中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使他们左右为难。并且这种矛盾和冲突削弱了他的能力，使之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人们是否还记得，数年前的某个联欢会上，一位杰出的战斗英雄的一曲声情并茂的演唱，使这位演唱者的歌声一夜之间风靡了全国。

　　但时隔不久，某报刊出了一篇有损英雄名声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的心理一时难以承受，如此杰出的偶像，怎么可以因为出场演出而索取高价呢?偶像本人，也因为这种不符实情的“诬陷”，对媒体与作者提出了诉讼。

　　一场“名人官司”随即拉开了序幕。一时间，舆论界、老百姓都卷入了这场空前的大讨论中。有人以为，出场演出索价太掉价，这不符合偶像本色;也有人说，偶像也是人，是人都有利益追求，只要这钱要得合理。

　　从那以后，“偶像、名人、伟人也都是人，而非圣贤，并不排斥个人利益”的观念，一下子被众多人所接受。从此，对偶像的盲目崇拜热降温了。下面谈的就是这场诉讼官司的主角之一，某报记者。

　　“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他念叨着尼采的语言，怀揣着“天才”的幻想。他从小就具有逆反的性格，他从来就对自己怀着莫大的期望。躁动不安的心情使他血流加速，感觉敏锐。他总是在窥视，哪里有一鸣惊人的机会。他信奉，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震撼一时。他不能想象自己是平庸的。他坚定地相信：“中国现代如果有一个思想家，那就必定是我，这毫无疑问。”

　　他就是向“英雄偶像”挑战的那位记者，那个自命不凡、自我圣化的先生。

　　偶像还原了。一贯被冠之以“缈小”的个人自我意识，开始在芸芸众生的心中闪现。然而，撼动偶像的真正的“英雄”，自己却倒下了。因为这过于强烈的刺激，几乎使他的意志崩溃。

　　撇开这场官司不论，只来说说这位先生的心理状况。提到官司，是因为这与分析他的心理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他相识已有很长时间了。他是记者，我是作者，相互之间因有稿约往来，彼此交往更是不能免的。但是，从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有着心理偏差的。他的举止神情、言语谈论都有些不合常情。他总是焦躁不安，坐下来就摇椅子，站着的时候就抖个不停。他常常大声说话，大声地、连续地干笑。他以为自己言谈风趣，别人却觉得很是乏味。

　　生活上他没有规律，吃饭早一顿晚一顿，有一餐没一餐。出门衣冠不整，做事丢三落四。 与他熟悉了，有时与他打趣，让他注意仪表，端正举止，他却把一只又脏又臭的脚放在拉开了的抽屉里，拿出一本英语书，不停地翻来翻去：“你知道什么啊，很多大人物都是有怪僻的，生活上不拘小节、放浪形骸。这本英语书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我只是小巫见大巫呢。”

　　他以伟人为楷模、为蓝本，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伟人’’境界中。伟人的精神内涵领会不透，便只有以怪异来模仿伟人之“僻”。

　　他本是个很普通的记者，一场官司使他名声鹊起。真如他所愿，未能名垂青史，却足以醒人耳目。特别是朋友们与之开玩笑说：“我敢打赌，百年以后，保证会有演员来扮你的角色，你的这场官司，肯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时候，他的感觉便特别的好。

　　渐渐地，他习惯性地以此为荣。初到一地，与人初谈，他必谈官司，诉说他如何顶住了各类新闻媒体犹如千军万马的攻势，虽然官司败诉，却是虽败犹荣。

　　他成了祥林嫂，絮絮叨叨地诉说着阿毛是怎样被狼叼走的。

　　他期期艾艾，等待着成功的一天。他把自己的履历、发表的文章索引，都打印成册，在外四处散发。他希望在哪一天，千里马遇见伯乐，给予他出人头地的机会

　　他认为自己是思想家，思想家是超时代的，理当落魄潦倒。他怀着悲壮的心情把自己圣化：天降大任于我，我不入地狱，谁入!

　　因为害怕遭到失败，那些自我圣化的人们便表现出了对成功的恐惧。也许他们本能地觉得，自命不凡只是他们的一种强迫性的自我满足的需要，而真正的 成功却非一厢情愿就能得到。

　　正是这种一方面渴求成功、一方面又逃避成功的矛盾心理，使他们成了只会幻想不会行动的“超人”。

　　成功看似一蹴而就，其实，除了机遇，主要还是功力的积累，故并非易事。他却因这场失败的官司的打击而心力交瘁，再无能为力去攫取成功的桂冠。他已经觉得成功离他太远，于是，他划地为牢，躲在自己的安全区，与人们保持距离，以逃避竞争。

　　他上下班经常更换路线，说是一条路走久了让人腻味，心里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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