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 第62 往期回顾:

郑亿庆:让一特殊群体走出无声的世界 

在中国,每天有150个聋儿诞生,意味着平均每一小时有6.25个不幸儿出生。“人工耳蜗”的出现让这群孩子走出无声的世界,可如果时间倒回三十年前,“人工耳蜗”这个舶来品还并不被大家所熟知,当时中国的耳聋患者依然盲目的寻求中医针灸的帮助,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人工耳蜗技术在医疗界引起一阵风潮,一批先驱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郑亿庆就是其中的一员。

三十二年的时间,郑亿庆早已记不清让多少个耳聋的患者听到外面的声音,墙上的那一面面锦旗让人不禁由衷敬佩,但与他获得的荣耀不同,这位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平易近人、直率、开朗。几句寒暄之后,他就以一种非常放松的姿势坐了下来,不是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专家,一位众人皆赞的科室主任,而是作为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一位和蔼可亲的父辈,给我们讲起了自己的求医路。

从医初衷:“大家都说最好的老师是自己的父母”

“之所以选择从医道路,主要还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郑亿庆回忆道,“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虽然工作的地方是一所小县城的医院,但每天需面对很多患者,耳濡目染下‘救死扶伤’这种观念从小就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我高中毕业后,唯一的想法就是做医生”。

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暂停的高考恢复,而这一年恰巧郑亿庆高中毕业,16岁的他幸运地坐到了“头班车”,“本来都已经去乡村做代课老师了,高考的恢复让我终于可以报考自己梦想的医学院。”郑教授打趣的说道,“上大学我一到班上发现我是最小的,同班同学有人年纪比我大上一轮,作为班上的‘小不点’大家自然最为照顾我,教了我很多东西呢。”

由于成绩优秀,郑亿庆获得了留校的资格。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耳鼻喉科?郑教授表示那完全是老师“安排”。“那个时候选择科室完全由老师决定,他说哪个科就哪个科,能留校就不错了,哪还有的选。”对于耳鼻喉科的印象,郑教授表示只知道是个手术科室,会有很多的动手机会,想想也不错就待下去了,而这一待就是三十二年。

与“耳”投缘,因其更具“挑战性”

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老一批的专家纷纷都退了下来,年轻一辈的又没有能力接班,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在科室梯队上面出现了问题,而“初来乍到”的郑亿庆明显感觉到了,“那时国内耳鼻喉的发展相对于国外来说落后比较多,广东地区更为明显,特别是当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操作方式引进过来时,我们都没有看过,但是当时的老师又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清晰的指导和解释,自己感觉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决定去国外看看。”郑亿庆说道。

99年,已经是科室副主任的郑亿庆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进修,一年的培训看似短暂却让郑亿庆收获颇丰。“在中国以前没有住院医师,大家基本一到医院就进了专科,在美国却不同,每个医生必须先做五年的住院医师,才能当合格的专科医生,我在美国每个科室都有培训的机会,严谨的培训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事的严谨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好医生。”

也是在这个时候,郑亿庆确定了自己的专攻方向——耳科疾病,从06年我国耳神经疾病早期干预措施研究,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开通“健康直通车”——防聋专线,再到2010年成立中山大学听力与言语研究所,开展华南地区首例振动声桥植入手术,郑亿庆在耳病防治上一步一个台阶。

“在耳鼻喉我工作了32年,这32年开始从普通病看起,肿瘤做了不少,鼻子也做了不少,但是耳科更具有挑战性,在耳鼻喉来说最高深的就是耳科,因为其位置比较深,结构比较复杂。”郑教授表示,特别是当时耳聋是残疾人里面占的比例最大,可惜的是很多医院却没有办法开展防聋、耳聋治疗的工作。

多一点责任、多一点交流很多事情可以很完美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科室主任,2011年,郑亿庆当选广东省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主任委员,面对业界的肯定,郑亿庆反而感受到了更大的责任。“但从科室来讲,我对学生或者是下级医生要求更为严格起来,对于出错的学生会毫不犹豫的批评,因为要切记,医学就是严谨的学科,稍有失误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2012年至2013年国内医疗界发生许多伤医事件,特别是耳鼻喉医生被刺事件屡屡爆发,很多时候除了医术外,如何和患者交流也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内耳鼻喉的伤医事件频发,首先与我们病人群体相关,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五官有问题的,而这些正是病人最为在意的地方,五官中有很多是感觉器官,当感觉器官出现问题,易导致人烦躁不安,心理问题产生,想东西想歪,所以也就变的偏激,加上有些医生解释工作没有做好,很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导致双方矛盾加剧,最后病人走向了极端。”郑教授劝诫道,大家一定要有个共识,疾病治愈是有一定机率的,有些病能治有些病不能治,正如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说过的“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医生要尽责,同时病人对自己的疾病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要信任医生,这样很多事情都可以有很完美结局。

正义感和同情心是当医生必不可少的条件

“做医生的就是要有一颗同情心和一股正义感。”怀着这样的坚持,郑亿庆在医生的职业上收获了许多。

2005年6月,郑亿庆跟随“健康直通车”来到西藏进行救援,医疗队在布久乡开展义诊活动。平措卓玛在妈妈陪同下来看病,19岁的青春少女卓玛眉头紧锁,神情忧郁。郑亿庆回忆说:“经过了解,我得知她是两年前一次上山采虫草,因过度劳累,产生了严重的背痛、头痛等症状,并逐渐失聪。由于治疗不当,她当时已经完全丧失听力,只能靠手势和口形与他人交流。”热闹的世界变得一片死寂,既听不见悦耳的音乐,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一个花季少女突然遭受这样的打击,两年来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家人为给她治病,把牛都卖了,可是也没有用。

郑亿庆经过初步诊断,认定她为永久性失聪,只有通过人工耳蜗植入的方法才有可能恢复听力。但是,西藏缺乏此类手术的设备,人工耳蜗和手术费更是高达20万元,对于经济十分困难的平措卓玛家庭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当卓玛知道有治愈的希望时,就好似在黑暗里见到一线光明。郑亿庆教授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当地的陪同人员也恳求说:“救救这个孩子吧!”句话让郑亿庆教授一直放在心里,回到广州后,郑亿庆开始四处奔波为小女孩筹集医疗费,在各方的支持救援下,卓玛来到广州施行手术并得到康复,重返有声世界,这也是民族团结互助的一个佳话,得到广大媒体热烈报道。   “具有爱心是当医生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我每次看到困难群众没钱看病,都感到很心痛,只要力所能及,我总会尽自己一份力量。”身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的他,经常带着学生和医务人员到残联、聋哑学校为残疾人义诊,赠送助听器,还积极为没钱做手术的残疾群众联系社会热心人士援助。

医生、科主任、系主任——我每天在这三种角色中不停“游走”

医生的身份郑亿庆教授早已得心应手,而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之一的科室主任,如何让科室保持活力并出成果,郑亿庆教授也确实是花了不少力气。“除了对耳科顽疾咽鼓管疾病进行研究外,2009年科室针对眩晕耳鸣的病人众多,求医困难,我们建立了一个耳鸣眩晕诊疗中心。”郑亿庆表示,以前病人出现头晕症状来就诊,医生往往更晕,因为诊断极为困难,不同疾病都能引发眩晕。现在头晕的病人90%都能够在这个诊疗中心找到病因,并且得到规范化治疗,治好的机会也会比以前高出很多。

2010年建立中山大学听力与言语研究所。“在我们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未知或者解决不了的东西,你必须要研究它,你不研究它你很多病就处理不了,研究所的成立目的也在于此,成立4年以来,我们在国外发表SCI文章就有30多篇,申请到了国家级的课题就有五项,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硕士、博士。”

除此之外,不停歇的郑教授又当上了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听力与言语科学系主任,今年刚刚招生完毕,一共25名学生成为了郑教授的学生,“听力学专业在国外已有几十年历史,现已成为热门专业,而我国听力学专业正规化教育才刚刚开始起步,高层次的听力学人才仍然匮乏,无论数量和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郑教授表示,由于目前广东没有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医院从事听力检查和培训的技术人员多是从护士、生物学工程、检验专业转行过来,相比之下,专业人员较少,素质参差不齐,这也是导致许多患者听力检测质量良莠不齐的主要原因。听力与言语科学的设立正是解开这个瓶颈的一把钥匙。

每天在这三种角色中不停游走,为何把自己弄的这么“累”?郑亿庆教授无奈的说道,有的时候是事情推着你走,你想停也停不下来,但现在我起码是“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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