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自杀未遂者。在国民死亡原因中,自杀已经排在了第五位。自杀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对想要自杀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人民网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
记者:据悉,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今年的9月10日定为“首次世界预防自杀日”,您认为这一举动的意义何在?相应地,国内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夏学銮:自杀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中国存在,外国更存在;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更甚。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类生命的凶恶杀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今年9月10日定为“首次世界预防自杀日”,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唤起世界各国政府对自杀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二是唤起现代人对生命的爱护和珍惜。
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对于预防自杀,我们都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从制度层面说,治本的方法就是建立公正、公平的资源分配与再分配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络,减少市场失败者和社会失意者。当不可避免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从市场高空和社会舞台摔下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安全网络在下面把他们接住,不致使他们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治标的方法就是在地方政府和社区建立自杀危机干预中心,及时处理与解决自杀者的心理障碍和其他实质问题。
记者: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在国民死亡原因中,自杀已经排在了第五位。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这对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
夏学銮:急剧的社会变迁是中国人自杀率快速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规范都发生了快速而又剧烈的变化,许多中国人在“不是我不明白,而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中陷入了迷茫,这就是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的“迷茫”自杀。“迷茫”自杀表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脱节,个人和社会的联系链中断了,失去了向心力,个人生活充满了无目标、无意义、无价值感。“迷茫”自杀实质是一种“失重”自杀。另外,在生存竞争和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中,生存压力和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大,已经超越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压力越来越大而人们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的情况下,人们的挫折感越来越大,因此,自杀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种由挫折感所导致的自杀实质上是一种“失衡”自杀。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自杀都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自杀心理像一种瘟疫,也会传染的。如果一个社会自杀者越来越多,那么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就会越来越低,这个社会的公民认同和合法性基础就会越来越薄弱,这样就会动摇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
我们知道,由挫折所导致的愤怒还有另外一条发泄途径,这就是挫折-侵犯。在一定的条件下,挫折会导致自杀;在另外的环境暗示下,挫折还会导致谋杀!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同时,其谋杀犯罪率也随之上升的原因。自杀率上升会影响社会的道义基础和信任关系,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运行,一句话,会严重影响迈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记者:如何对想要自杀的人进行自杀危机干预,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话题。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设有一个24小时的免费咨询电话热线,对有自杀倾向的人进行危机干预,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自杀率。有人认为,“自杀热线”对自杀行为只会起到一种暂时的缓冲作用,为抢救赢得时间。您认为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夏学銮: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预防自杀方面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初步工作。“自杀热线”的主要作用是发现和了解,获得有人要自杀、谁要自杀和为什么自杀的相关信息,并给予一些中肯的心理安慰和疏导,使当事人的情绪暂时平静下来,为后面的自杀危机干预团队的跟进工作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如果仅仅只有“自杀热线”而没有自杀危机干预团队进行立即跟进的话,那么这种“缓冲作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自杀热线”在自杀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它只能对那些假性自杀者起到暂时的安抚作用。而对于真正的自杀者,还需要配合自杀危机干预团队的跟进工作,“自杀热线”的“发现了解”功能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所以,我认为要加强自杀危机的干预工作,建立自杀危机干预团队,和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组建预防自杀的社会安全网络,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某个当事人的自杀危机。
记者:据悉,在西方国家,每百万人中就有500个人从事心理研究工作,但是在中国仅有三至五个。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我国自杀人数上涨迅速的一个原因?
夏学銮:中国心理咨询师的缺乏,不是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中国的自杀率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而不是心理咨询师缺乏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果倒置。当前,中国的心理咨询师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社会需求,这是事实。但是企图通过增加心理咨询师的数量来减少自杀,就如同企图通过增加消防车的数量来减少火灾经济损失一样天真。
记者:许多专家提出对自杀进行干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这种安全网络应该如何构建?如果我们要建设这样一个安全网络,最需要加强的环节在哪里?或者说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夏学銮:这种社会安全网络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税收资源再分配为资金来源的社会福利制度,二是以社会互助为理念、以家人邻里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三是以问题解决为目标、以专业人员为主要成员的自杀危机干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分别代表社会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自杀问题的干预,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社会福利制度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能够渲泄社会不满、释放侵犯能量,从根本上消除自杀和谋杀产生的社会土壤。社会支持系统扮演社会关爱者的角色,它能够对陷入困境者和处于危机边缘状态的人提供支撑、保护和关爱,使其顺利渡过难关。自杀危机干预系统发挥问题解决功能,通过及时发现和马上行动等面对面的现场工作,包括心理疏导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校正自杀者的自杀心理和自杀行为,使其回到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轨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子系统都需要加强,我们必须标本兼治,把治本和治标结合起来,既要改善社会的道义状况、信用系统和福利制度,又要加强对自杀危机的研究和干预工作,建立预防自杀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自杀危机干预系统,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三个方面都是薄弱环节。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自杀这个社会问题的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
记者:那么发达国家又是如何处理自杀问题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夏学銮:因为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早地遭遇到自杀问题,所以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比我们更加成熟和老练。在美国,为了预防自杀,美国社区建立了许多自杀预防行动网络组织。他们的口号是:“仅仅知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应用;仅仅有意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美国国会十分重视自杀问题,105届国会参众两院一致认为:“自杀是一个国家问题,自杀预防是一个国家优先问题。” 为了预防自杀,美国社区建立了许多自杀预防行动网络组织。他们的口号是:“仅仅知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应用;仅仅有意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既有专业工作者的号召,又有广大志愿者的参与,他们把预防自杀的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把电话咨询和干预行动结合起来,把社会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发达国家预防自杀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实习编辑:魏文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