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

　　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现实情况，这些天生就沾染疾控权力雨露的官办公司要想在当地疫苗采购中胜出自然易如反掌，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天生就携带权力基因，其公司的疫苗生产质量和监控标准能否严格执行都难免疑窦丛生。

　　在流通领域，疾控系统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名商业疫苗销售的批发商，2005年5月以前，各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垄断其所在省份的疫苗供应权力，大一统式的垄断格局虽然有助于保障疫苗供应的质量，然而也给疾控系统的主事者和相关决策者提供了诱人的寻租平台，罗耀星案件无疑就是这一平台结出的恶果。

　　或许是鉴于这种大一统式的垄断格局风险过大，新式规定《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放开了由省级疾控中心垄断疫苗供应体制的格局，代之以各级疾控机构直接向经销商采购二类疫苗。由此出现了统购统销、分购统销和分散购销三种模式并立的新格局。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购销模式，疾控中心主管疫苗的相关人员仍然对疫苗生产厂商握有一定的生杀大权，成为厂商攻关的重点对象。

　　而在山西省疫苗事件中，新式的规定则被陕西省疾病控制中心以设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方式束之高阁，通过设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山西省疾控中心和所谓的“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手合作垄断了山西省的二级疫苗供应，也使得百名儿童接种疫苗致残事件云山雾罩，成为悬案。

　　可以预见，如果上述疫苗链条的生态环节得不到整改，官僚与资本盘根错节的枝蔓得不到切除，疾控管理系统中的绝对权力得不到监控，疫苗生产管理体系的种种乱象也不会就此戛然而止。

（实习编辑：潘信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