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伤之旅中的“半路夫妻”

　　按照北川的习俗，丧事百天之内，不宜谈婚论嫁。于是，2008年9月2日成了一个时间分界点。从这以后，男女之情的禁忌解除冻结。

　　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人还在，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在石头缝里，也要长出一个个家庭。

　　北川老县城曲山镇的婚姻登记员罗莉，在2009年春节前迎来了登记结婚的第一个高峰——二十多对。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是八十多了。

　　在她的印象中，“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年龄最大的有六十七八。其中双丧偶的大约占30%-40%。年龄上，男比女大的约占80%-90%，女比男大的约占10%左右。大约有10%的情况，男的比女的大出十几岁。

　　人们顾不上先盖起房子，也要首先重建家庭。整个社会网络马上行动起来，大量重组家庭的姻缘，来自亲朋介绍。50岁出头的段学良戏称：“在安县的十几个同学，每人给我准备了一个(介绍的人选)。”

　　这是一个特殊的婚姻市场，在见面之前，首要的是基本条件的比较品评。“负担轻的、有工作的好找，排着队见面去。负担重的，带两个娃的，就不好找——尤其是读书的娃儿，人家一听条件，面都不见。大些的能打工的娃儿还好些。算上抚恤金和保险，死了人赔偿最高的是警察家属，那是特殊职业。学生娃儿每个赔九万多，大人每个才五千。我们这里条件最好的是一个女的，两个娃儿没了，各赔九万多，永兴镇上一个做生意的把她找上了。啧啧。条件好的，晚上结伴在外面溜，耍朋友耍得开心;条件不好的，都没人愿意见面，自己拉着娃儿，可怜呢。”永兴板房区的一位老人说。

　　不满30岁的刘红梅，因地震而新寡。她在安昌镇上的美容店工作，儿子朱宇航刚刚两岁，每天跟着姥姥。她们对孩子说：爸爸走了。

　　为男孩找一个新爸爸的事情，进展艰难。刘红梅的母亲感慨：“自己中意的，人家不愿意要孩子;愿意要孩子的，自己又看不上。”

　　不只是刘红梅陷入这样的婚姻窘境。事实上，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多半有着极其现实的考虑。“八月十五从上面搬下来(住进板房)，九月开始耍朋友，有的就住到一起了。为啥子这么急呢?男的要出去打工，一点家当总要人守着。”

　　新街，原来隶属于曲山镇的一个山村，现在是永兴板房里的一个社区，原本总人口1177人，地震后剩下了857人，伤亡近三分之一。现在这里的十几对男女中，“没登记的比登记了的多”。

　　第一对宣告瓦解的试婚关系，是一个49岁的养路段退休工人。他两个子女遇难，一个兄弟有保险，“条件”上佳。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从北川另一乡镇的农村，赶来板房与他为伴。一个月后，遭到了男方父母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女子的名声不佳。

　　分手的代价，是男方“赔偿”女方几千元钱。

　　新街的“吴瞎子”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眼有残疾，原来家有门面，条件优厚，刚刚抱上儿子。一场地震夺去了这一切。瞬间变得弱势的他，偏又被无牌摩托车严重撞伤，伤及大脑。原本正在介绍的一个女子，在听到车祸的消息后不再露面。于是，板房区巡夜的人，常能听到吴瞎子的哭声。一个男人，在深夜里泣诉自己的无望。

　　板房区里贴着各式各样的征婚信息，其中有自称上海退休人员的潘真安，要找“心地善良、贤惠、身体健康的有缘女子”，“最好对方有一女儿，老了有女儿照顾，女儿未婚、漂亮，便于在上海找对象成家，也成为上海人。目前上海的户籍政策很严，要结婚十年，女方才能入籍上海户口。有人故土难离，从没去过上海，不知上海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简言之，上海的繁华和物品的极其丰富，在全国数一数二，有些物品的价格比这里还便宜。”

　　这张启事上还公布了一个身份证号码，以备查验。

　　在永兴板房附近住了几周之后，潘真安在失望中返回上海。他本想“这里丧偶的人多一些，没想到她们想要的物质条件那么高。见了七八个，还没说别的，先提出要我代付养老保险”。

　　在永兴板房的女人们看来，这个上海人是真是假，实难甄别。而在瞬间夺走一切的灾难面前，未来的所有都显得缥缈，也许一切都不可靠。她们提出的要求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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