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生，被称作“中国心电生理第一人” “中国心动过速射频消融第一刀”的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今年50岁，正值一个专家事业黄金年龄的档口，他明确提出要把房颤成因的临床研究列为其今后的重要工作。这是一项工作，更是一个方向，在马长生看来，找到房颤发病的原理，减少患病源头，这才是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事业。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之后的十二年，马长生先后转战北京安贞医院、北大医院、北京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最终在2001年再度回到了当初职业的起点——北京安贞医院，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从医经历和荣誉收获，马长生更多的感受是想办法让自己治病救人的“本领”越来越大。完美的手术固然重要，病区的扩大也是必需，但如何从源头上堵住房颤高发，已经成为影响马长生学术研究的一个目标。
冬日的一天，39健康网编辑随马长生教授一同出诊。一个上午，28个患者，在不多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马长生的大家风范。
习惯了称患者为“老师”
马长生教授的诊室在北京安贞医院新门诊楼8层806室，七八平米的诊室摆着工作时所需的桌椅、计算机、打印机、诊床等，布局并未与其他医生的诊室有所差别。
跟着马长生教授出诊，最让编辑感动的，是他每次都要称呼患者为“老师”。
当患者被助手领进诊室后，他会先看下病历本上患者的名字，然后抬起头对患者说“某老师，您好，请坐！”同时用右手比出“请”的手势。
编辑问他为什么要称患者为“老师”？他表示，先生、女士或者“您”，虽然够礼貌，但却不带任何情感，会让患者觉得医生冷漠疏远，心理上对医生产生抵触情绪。这样既不利于患者客观的描述自己的病情，也不利于医生向患者讲解治疗方案。
而“老师”这个词则不同，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和亲切感，一下就缩短了医患之间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距离和隔膜，有助于医患交流。何况，任何患者在其所处的领域都是别人的老师。所以把患者称为“老师”合情合理。
除了礼待患者，马长生教授对患者家属一样礼貌谦和。他会在邀请患者落座的同时，也请陪同患者就医的家属一并落座。
每当看完一个患者，马长生教授总会亲自收拾好患者的病历资料，同时叮嘱一些日常用药或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方面，最后还要叮嘱病人和家属“我们房颤门诊有随访和咨询，有事打咨询电话，保持联系，不要客气，随时找我”。
有位患者家属在陪同就诊时，看到了在一旁拍照的编辑，便问到“是采访么，马主任的服务态度太好了!”
习惯了只给合理的治疗方案
上午9点25分，马长生教授的第三个患者。
这位患者之所以给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马长生教授的一句话——“有病了，只能选一个避重就轻合理的办法”。
这是一位45岁上下的女性，她是替母亲来看病的。她说，因为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目前正在家乡的医院住院治疗。当地医生发现母亲有房颤的现象，建议她来北京安贞医院找马长生教授看一下。
马长生教授先是仔细的看了她带来的医生病情描述、用药情况及治疗进展等临床检查资料，又看了病人的心脏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等资料，随后详细向这位家属询问患者一直以来的疾病情况。
随后，他稍稍思考了一下，告诉这位家属，患者目前首先要降压，房颤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可以暂缓治疗。家属表示此行前来，是希望马长生教授能够接收病人，并给病人手术治疗。
马长生教授微微皱了皱眉，说“有病了，只能选一个避重就轻合理的办法”。
他向家属解释，病人目前不宜出院，更不宜长途跋涉，这样不仅不利于控制病情反而会加重疾病情况。就患者目前的情况而言，应该以生活质量为重，现阶段手术并非最佳时机。
随后，他把房颤门诊的咨询电话写给了这个家属，告诉她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然后，站起来亲自把家属送出了诊室。
习惯了随时为患者解决困难
跟随马长教授生出诊的上午，一位60岁左右的女患者让编辑印象深刻。
这位患者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冲着“第一刀”的手术来的，可是她没有家属陪同，也没有人能给她签《手术知情同意书》。没有《手术知情同意书》，任何医生都不会做手术的。
患者说她儿子在为孙子上学的事情忙活，实在不能陪她来，而她住进医院不容易，也不想放弃这次机会，她愿意签字授权马长生教授全权处理有关她手术的一切事宜。
马长生教授说，手术文书规定方面的事情，他是无能为力的，他能做的，只是帮她把手术时间安排到第二天。手术一结束，家属可以立刻飞回家，不耽误别的事情。
他同这位患者说“您告诉病房让他们把您的手术时间安排到明天，让您的孩子坐飞机来，手术一完，再坐飞机回去，就一天，不耽误事。妈妈做手术，儿子不在怎么行？”
待患者离开后，马长生教授轻叹“可怜天下父母心”。
门诊快结束时，这位患者又回来了，她说病房安排的手术在下午6点左右，儿子来了就回不去了，让马长生教授再给想想办法。
马长生教授连想都没有想，便说“您回去告诉病房，说明天下午第一个给您做手术，就说是我说的，我来安排，您别管。让您的孩子来，我第一个给您做，不耽误孩子回去，放心，我安排。”
说罢，他拿起纸笔，把这个安排记了下来，把纸条放进衣兜里，还不忘告诉助手，让助手务必要提醒他这件事。
在编辑看来，马长生教授完全可以不为患者做这样的安排。但跟随他出诊的时候，编辑也发现，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随时为患者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已经成了马长生教授的习惯。
习惯了给每一位患者主刀
大部分来找马长生教授的患者，都是冲着他的手术来的，而且各个都希望他能亲自主刀手术，他从不拒绝任何患者这样的要求。每当病人提出这一要求，他会说“可以，你告诉病房要马长生做手术，他们会安排”。
有的患者听到马长生教授这么说，就很放心去办理登记，等候住院了。也有的患者心存疑虑，不肯轻易离开。
遇到将信将疑的患者，马长生总是笑笑说“你放心，只要你说了，病房一定会安排”。
马长生教授说，每台手术他只需要做最关键、最复杂的部分，其他的都交给助手去做，所以，每台手术其实很快，基本上半个小时就能结束。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对每一个要求他亲自动“手”的患者都来者不拒。
他说，“病人找你手术，你在旁边站着，病人就放心，就踏实”。
马长生教授的手术做得到底有多好？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柯若仪教授曾这样评价马长生教授的手术“你们看小马手术，就知道什么叫行云流水”。
习惯了做好每一台手术
当问起让马长生教授印象最深的手术经历时，他说“太多了，最近就有一个”。
有一天的下午5点，马长生教授做完了当天安排的所有手术。按照计划，一小时后要从医院出发到首都机场，准备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5点到6点，还有一个小时，等车？马教授想了想，又看了看手术室的安排，决定再利用这一小时的时间，到隔壁手术室进行指导。用他的话来说，“够时间再做一台，就再上一台，不能浪费。”
简单的准备后，5点20分，计划外的又一场手术开始了。
但这场手术并没有像马教授想象的那么简单，时间到了6点整，还没有能全部完成。助手提醒说，飞机怎么办？
马教授告诉助手，如果15分钟后手术还不能完成，就取消飞机！
六点一刻，手术顺利结束，已比出发计划时间晚了15分钟。这时候马教授完全可以直接回到自己办公室收拾行李去赶飞机，但为了能患者家属安心，他仍是照旧将手术完成情况和家属做了介绍，并一一握手告别。
转过身，马教授飞速跑回办公室换了衣服，又飞奔到医院门口跳上车，上车第一句话就是：直接把我放到地铁站！
就这样，他一路小跑——跑步进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跑步在三元桥换成地铁机场快线，下了机场快线又跑步去换登机牌，然后再跑步过安检，最后跑进飞机里。
跑，跑，跑！ “平时都走路上班，体力没问题！”说起这个故事，马教授哈哈一笑。
习惯了思考中国房颤的未来
马长生教授是我国房颤的领军人物，他对房颤未来的方向只有一个词——“科研”。
马长生教授说，1993年时，美国专家曾到北京朝阳医院参观房颤手术，当看到医院当时每天安排的手术数量时，这些外国医师很是惊讶，同时认定一个医生不可能在一天时间内完成那么多台手术。
可他们看完马长生教授的第一台手术后，便不再质疑中国医生的手术技巧了，并且相当肯定的表示马长生教授不仅手术时间短，而且质量高。
随后，马长生教授和心脏科同仁一起带着这批美国专家参观了北京朝阳医院医院心脏科的设备，专家们对这些设备嗤之以鼻。
朝阳医院的不够好，那再去中国心血管专科医院——阜外心血管医院看看他们的设备，肯定能让这些国外医生满意了。谁知，结果亦然。
这批美国专家在离开前表示，中国医生对房颤的治疗，若只看技术在当时的美国肯定是领先水平，而研究却不入流，落后美国20年不止。
那时，马长生教授便在思考，该如何改变国内房颤这种临床领先，科研不入流的局面。
他总结了自1993年以来，中国房颤治疗与科研在国际上的的现状：
第一个10年，我国房颤的治疗与科研在国际上属于“临床一流，研究不入流”，若把二者综合一下，可以说，我国房颤的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属于三流水平。
第二个10年，我国房颤的治疗在国际上保持了“临床一流”的局面，而科研也逐步迎头赶上，在国际上处于三流中间水平。若综合二者，则第二个十年我国房颤的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属于二流中间的水准。
马长生教授说，临床技术的领先，并不能说明问题，那只是模式复制，而非创新。要想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唯有把基础科研做好，创造出属于我们的技术，才能让国际的目光看向中国。
因此，从不给自己制定计划的马长生教授，给未来10年定了一个目标——“临床技术一流领先，研究进入二流偏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长生教授成立“房颤研究中心”，收集各地房颤病人的基础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在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分别开设“房颤门诊”，亲自接待前来就诊的房颤患者；建立随访机制，成立随访医务组，随时跟踪记录患者情况……
这一切，只为了进行房颤的基础研究，只为了有一天中国对房颤的研究水平能够被世界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