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医生的医生”
说到医院病理科，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病理科，究竟是做什么的？
病理科的主要工作是对临床送检的所有组织、细胞进行病理学检查，包括各种手术切除标本、抽吸的体液及各种分泌物等。标本经观察、取材、固定、包埋、切片、染色等处理后，在显微镜下观察组织细胞的形态变化，从而对病变作出病理诊断。
这样的解释对于大众来说，或许过于专业和高深。简单说来，病理科医生的诊断能够告诉临床医生，病人的手术需不需要做，做多大规模，切哪儿，切多少，而这些决策又直接影响患者术后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
正确的病理诊断对临床医生具有关键性指导作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吕宁就是个中翘楚。
由于病理科服务的群体主要是临床医生，所以很容易被患者忽略。大多数患者不知道病理医生的存在，以为他们的病都是临床医生诊断的，其实很多疾病，尤其是肿瘤，主要依靠病理诊断。
“经常有患者拿着片子找到我，说‘大姐，好好给我看看啊’，‘师傅，别把我片子卒瓦了，大夫还等着我呢’”，吕宁笑说，“因为不直接打交道，所以在很多患者看来，我们病理科医生并不是医生，而是化验员”。
其实，病理医生不是“化验员”，而是“诊断医生”。国外把病理医生称为“医生的医生”，传统上把病理诊断称为“金标准”，也就是说，病理诊断是目前准确率非常高的诊断方法之一。
肿瘤医院来了好强的女医生
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时，吕宁的专业是头颈外科，在这里，她努力学习，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是在这里，吕宁收获了爱情——现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肿瘤外科主任徐震纲就是她的亲密爱人。
1982年大学毕业后，徐震纲留在北京医学院口腔医院颌面外科，吕宁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
职业生涯初始，吕宁走得并不顺利，她后来才知道，考虑到外科可能要实施长时间手术、异常辛苦的因素，时任头颈外科主任的屠规益教授在她被分配到医院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想要三个男大夫，怎么来了个女的？
为了不让科主任失望，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吕宁付出了极大努力，值班、手术、处理病人……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争取做到最好，各项考核她都成绩突出。
从怀疑到肯定，吕宁用辛勤付出换来了领导的赞赏，为了避免吕宁因夫妻两地分居而调离，医院把爱人徐震纲也调到了颌面外科，以此来真心诚意地留住吕宁。
彼时，屠规益教授提出了建立外科实验室的规划，并希望得意门生吕宁向外科实验方向发展。于是工作两年后，吕宁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前往协和医院师从刘彤华院士学习病理。
由于种种原因，外科实验室最终没有建成，但学成归来的吕宁就一直做病理了。那一年正赶上晋升考试，人在病理科工作，人事关系却还在外科，于是，吕宁比所有人都多考一门。
“那时就是特认真，觉得人在病理科，病理不能比别人差；人事关系还在外科，也算外科人，所以外科也不能比别人差。就这样既考了病理又考了外科。最后我这半路出家的病理成绩比当时直接分来的病理大夫还要好。”说起这一点，好强的吕宁还是特别自豪。
谈及岗位变动，她觉得获益良多：“病理跟外科的关系很密切，我干上病理这行，我先生也跟着获益。”直到现在，先生徐震纲仍会抽空过来看显微镜，了解病理方面的知识。
“外科大夫熟能生巧并不难，但只是熟和巧还谈不上优秀。优秀的外科大夫还要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比如手术应不应当做，怎么做最规范。了解病理对肿瘤的分期对手术非常有帮助。”吕宁说。
“那时的人想法很简单，不干就不干，干就要干好”，回忆起那个时期，吕宁仍然语透坚定。
“咱们科室的年轻大夫如果在别的医院，应该都是主力了，不过我对‘小孩儿们’还是很严格”，吕宁从不讳言自己的好强、心直口快，甚至有点坏脾气，“希望他们别计较我的态度，尽快成长起来，如果今后他们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我就觉得很OK了”。
说到这儿，科室的一位年轻医生悄悄对小编说：“虽然严格，但是主任对培养我们这事儿特上心，特重视，你可别写她对我们不好。”
“每天都在走钢丝，走良恶性的钢丝”
病理是一门很难克服主观性的学科，同样的切片，看的人不同，结论可能也不一样。然而病理所要追求的正确性又具有唯一性，诊断错了，治疗也就跟着失去正确的方向。
“现在正在做的是术中冰冻诊断，这是我们科非常重要、也是风险极高的一项工作，术中开始做切片，半个小时出结果”，吕宁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很多术前不能明确性质或术前诊断有疑问但是又具备手术指征的患者，冰冻诊断是术前的最后一次诊断机会”。
“病理科的一个诊断出现失误，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吕宁说，“所以，病理科的工作内容就是每天都在走钢丝，走良恶性的钢丝”。
由于主要依靠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大小、形态以及组织结构等形态学变化来诊断疾病，病理科医生的成熟期很长，经验积累显得尤为重要。
“想写滴水不漏的报告，当一个不犯错误的病理大夫十年时间足可做到，写些‘考虑什么’、‘不排除什么’、‘不能诊断什么’、‘建议什么’的句子也没人会责怪你”，吕宁说，“可要是想当一个会看病的病理大夫，则必须一生都努力学习。
跟拍采访是在吕宁看片做诊断的间隙进行的，采访的前一天，切片诊断数量达到129例。截至采访当天，2012年的最高日诊断数量为150例，8月29日也有138例。
小编很惊讶，这些数字，已经是很多医院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量。以129为例，一天工作八小时计算，平均每小时需完成约16例，真正分配到一例切片的诊断时间只有不到四分钟。
四分钟对于保证诊断质量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吕宁和她的同事们都是轮流吃饭，尽量留出更多时间来看片。时间紧、压力大、全凭经验做判断，还要保证准确率，这样的目标“既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我们的专业负责”，吕宁说。
曾经有一位患者被儿子带着来到医院找吕宁做诊断，说是走了三家医院，手术也做了，可大夫的诊断都不一样。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做儿子的情绪严重，认为“医学都不是科学，大夫忽悠人”。
为了打消疑虑，吕宁耐心地给他作了解释。老父亲得的是粘液型脂肪肉瘤，只是形态不够典型，三家医院的诊断有相关之处，并非风马牛不相及。
病理诊断分为几个层次，不是所有的诊断都会到达最深一个层次。具体到老父亲这一病例，第一层次三家医院都说是肿瘤，第二个层次都诊断为恶性，第三个层次肿瘤的来源均为肉瘤，而涉及第四个层次可能会有很多类型，有的涉及这类，而有的涉及那类。
吕宁告诉他，疾病判断的大方向没人错，而最后一个层次，亚型的判断并不妨碍治疗，首选治疗的确是手术，并且手术也做得很干净，整个疾病治疗过程没有问题。这位孝顺的儿子恍然大悟，“早知如此，都没必要非上北京”，带着老父亲高高兴兴回家了。
每天，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涌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这只是吕宁和她的病理科同事们很小的一部分工作。
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内的统计，病理科平均每年要完成本院临床外检病理诊断17000余例，细胞学诊断18000余例，以及来自国内外其他医院的院际间疑难病理会诊10000余例。
曾经有一位日本同行到病理科交流学习，第一反应是：中国病理大夫特别有钱。问他原因，他说：“在日本，看多少片就要给多少钱。你们一天出1000多张切片，最多的时候1500多张，出这么多，看的也不会少，能不富有吗？”
吕宁听完，对这位日本同行说：“我们的劳动，是无价的。”
“病人的事儿才是天大的事儿”
采访过程中，一位大夫专门来找吕宁了解自己病人的诊断情况，当从吕宁口中得知患者的肿瘤并非恶性时，他轻呼一口气：“太好了！”
听惯哭泣，看惯生死，很多人觉得医生的心肠硬，不会体贴病人。
“医生是专业的，知道肿瘤是怎么回事儿，面对患者，容不得医生有太多感性，更多地需要分析、思考如何治疗对病人更有利”，吕宁说，“肿瘤已被划归慢性病范畴，很多患者的五年生存状况是不错的，而且很多新的治疗方法被证明有效，医生更重要的工作是把这些治疗方法用对、用好。”
一位患者，在单位是女强人，工作上雷厉风行，在得知自己得了甲状腺乳头状癌后，情绪抑郁，甚至把心爱的儿子都放到别人家去带，自己每天就琢磨，“为什么我得癌症了”、“怎么就是我得癌症了”。
患者的消极情绪让吕宁很是着急，“你现在的情绪已经直接伤害你的身体了，不加控制的话，它会比你的病对你的伤害还要大。”
“……如果每个人一生中都必须得摊上一种恶性肿瘤，那你就是最幸运的。因为甲状腺癌，一般来说效果是用五年生存率来衡量的，而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十年生存率甚至二十年生存率都很高。”
一番开导后，患者的情绪终于有所改变，开始积极配合治疗，不再自己吓自己。吕宁也希望人们都能了解一些肿瘤相关知识，纠正“得了恶性肿瘤就必死无疑”的旧观念。
虽然吕宁总是这样去安慰患者，可是她自己活得却没有想象的那么潇洒。曾经有一段时间，吕宁所住的宿舍离旧手术楼很近，能够看见手术的情况。当先生徐震纲上手术时，吕宁会自己在家琢磨。
“时间到了没下来，我就跟病人家属一样着急，甚至比病人家属还着急”，吕宁说，“病人家属是不明就里的，而我心里却知道手术大概需时，时间到了没下来，我就忍不住想：是术中病人出情况了？还是出来了，又进去了？大出血了？直到手术安全结束，我才能松下来。”
每当这个时候，爱人徐震纲总会温柔地安稳她：“放松点，别太紧张！”
多年前，肿瘤患者都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当成患病时的首选，发展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开设了肿瘤科。肿瘤学科已然成为了新学术领域、新科研项目甚至新的收入增长点了。
“我们拥有一千多职工，就拿放射治疗来说，我们的放疗科就是一个大团队，这种优势是明显的”，吕宁说，“虽然谁都说能治肿瘤，可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怎么治才正确，怎么治才算规范治。杜绝‘二话不说，拉着病人就先开一刀’的肿瘤治疗歪路”。
“真能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对病人好，为病人负责”，吕宁如是说。
曾有媒体同行问吕宁从医多年的感受，她感慨地说：“我毕业从医到今年刚好三十年，感触很深，要做好大夫，基本没有家庭生活。”
经常家里有事儿来电话通知吕宁或爱人，一句‘我在查房呢’、‘我在手术呢’、‘我在会诊呢’，夫妻俩可能就直接就挂了电话。
吕宁说：“很多事儿现在在我们夫妻俩眼里，都不算是事儿了。要说真有什么天大的事儿，也就是病人的事儿了。”(通讯员：常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