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的香港地区为例,由于香港政府担负了地区公立医院的运营投入,所以在临床设备的引入和技术评估方面,直接对香港卫生署负责的香港医管局就煞费苦心,每当引入一项新的临床设备和技术之前,该部门的中央科技办公室人员就需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评估,分析疾病负担与疾病模式,分析多少病人需要使用这些服务,引进的大型设备使用效率如何,怎样分配才不失公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循证的数据予以支撑,并向政府部门进行举证。
自然,这中间也免不了存在许多困惑,那些专业定位准确且能给病人带来很大利益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引进当然没问题,让他们头疼的是那些效果明显但费用高昂的设备和项目,每逢此时,香港医管局都会收集详细的数据作为决策的参考,请求政府部门提供相应的资源。
与香港地区精细化的监管相比,内地卫生行政部门最让人诟病的正是粗放的行政管理,这也是业内人士对于目前监管状态的质疑之处。
“不是说卫生行政部门不应该设置条条框框,而应在设置技巧方面详细考虑。不要硬性地从源头上一刀切,而应从医院的等级、医院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检查阳性率这些软性的角度进行考虑。”吴林初说道。
如此安排,那些技术过关和市场需求旺盛的医院将会得到通过,而那些技术不过关的医院自然就会被淘汰,有弹有压,避免了粗暴的一刀切式的行为。
“现在公立医院购买设备更多的是依靠自有资金,我觉得政府部门没必要卡得太死,如果每件大型设备都要审批过关,审批一两年下来,医院的设备更新、市场需求和临床科研就会遭受相应的损失。”
钱建国建议,如果政府部门害怕局面失控,可以考虑在物价层面进行调控,而没有必要从源头上堵死。当然,新式软性监控的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历来中国式的监控多是“一控就死,一放就乱,不像国外,医院的行为比较规范,所以有时我们也能理解卫生行政部门的做法。”吴林初的表情显得非常复杂。
(实习编辑:潘信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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