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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39健康《仁心》栏目组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科

杨婵娟主任医师的深度访谈。

在听取杨婵娟医生的建议后，那位父亲做了一个决定：把7岁的儿子带到奶奶墓前，把她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孩子一直由奶奶带大，后来奶奶生病去世了。父母认为，亲人去世，大人们把后事处理完就好了，不需要告知一个小朋友，免得他伤心和害怕。

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孩子忽然变得不肯讲话，半夜经常做噩梦惊醒。父母不知所措，于是来到杨婵娟面前寻求答案。

家长为了保护小朋友，直接屏蔽掉亲人去世的信息，杨婵娟觉得这个做法不好。孩子也要正常了解这个世界的生活状态——人生就是会遭遇各种好与坏的事，不可能活在一个真空里。父母对亲人离世避而不谈，其实孩子内心充满恐惧：奶奶走了，我周边的人会不会都走掉，爸爸、妈妈会不会走掉？

“还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让他有一个告别的仪式。”杨婵娟说。

每一年在儿少科的门诊中，杨婵娟都会遇到各种着急的家长，还有那些心里藏着秘密的孩子。她不想将患者标签为“精神障碍病人”，她更愿意为他们的求助、自己的工作作出一个正确定义：这些孩子只是在生活上、学习上遭遇了困难，而我们就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已。

◎ 杨婵娟医生出席学术会议。/ 医生供图

现实中“有趣的”家长们

遇到困难的孩子正越来越多。去年5月，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

杨婵娟也提供了一组数据：2019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儿少科小于18岁就诊者的门诊量是4万人次，2020年为5万多人次，2021年7万多人次，2022年只统计到8月份，已超过6万人次。这些遇到困难的孩子呈现出各种问题：双相障碍、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抽动障碍、多动症、孤独症，等等。

毋容置疑，身心出现问题的孩子数量呈上升趋势。需要探究的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人们轻而易举就会想到其中一个答案：孩子们要面对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中国的家长们——卷得太厉害了。对于孩子，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爱，也倾注了全部的人生希望。有时候在家长群里，对于自家孩子掌握十八般武艺的自豪和赞赏，无论是明刀明枪或是无意识地表达出来，都造成了其他家长的焦虑。

◎ 图：全景视觉

被卷进洪流的家长们，却很可能并不自知。高中女生李潇曾经来到杨婵娟的诊室，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爸爸妈妈是外界看起来很好的家长，从来不要求她学习成绩好，他们每一次都是跟李潇说，你考上什么大学都没关系，只要你身体健康就行。直到有一次，她爸爸无意间说了一句：

“要是你考上清华北大，我做梦都会笑醒。”

爸爸在言语上的艳羡，孩子很敏感就捕捉到了。李潇把这句话琢磨了很久，觉得大人们“实在太假”，他们以前说的话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李潇感受到父母其实对自己抱有很大期望，她很担心考试考不好，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焦虑障碍。

杨婵娟会让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澄清一件事：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家长会怎么看待孩子；孩子对父母的期待，具体是怎么理解的？

通过这种沟通，让父母和孩子间形成了共识。

“让孩子们了解家长真正想要传递给孩子的全部信息，而不只是孩子选择性接受的片面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就像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我们很爱你’，但传递出来给孩子感受到的却是‘你们只爱考得上清华北大的我’。”杨婵娟说。

◎ 图：123rf

有一些孩子不肯上学，家长会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害怕困难、偷懒。这时杨婵娟一般会提醒带孩子来就诊的家长：他为什么现在才会偷懒？他之前又没偷懒，他为什么怕困难，怕什么困难？

“做家长的，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困难点在哪里。”杨婵娟觉得家长们是挺有趣的，“孩子身体好的时候，就要求他成绩好；成绩好的时候，还要求体育各方面都要好；当孩子身体不好的时候，当父母的都急死了，说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只要孩子身体健康就好。”

实际上杨婵娟很少去评判家长们，设身处地地考量，她知道当家长太不容易了，很多事情我们站在一旁客观地去看，和我们处身其中，心态完全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和对别人的孩子，期望值也完全不同。

只不过，这种饱含了爱的期望，有时会被家长们简单粗暴地表达成一道等式：好好读书=考上好中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人生。很多时杨婵娟会反问家长们：什么才叫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人生？

很多家长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觉得大家都是这么说。“大家”是谁？揪不出具体元凶，但很多孩子已经因为焦虑恐惧而不愿上学。对着那些不愿上学的孩子，杨婵娟希望家长们能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回避上学、不想上学的孩子，他往往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只不过那个要求他够不着，他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了，处于无力、无助、无望的一个状态。”

◎ 图：123rf

家庭的支持何其重要

高中生乔晓峰是自己一个人来到杨婵娟的诊室里求助的，那时他双相障碍的症状已经很典型：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力超强、兴奋、话多、冲动易激惹、睡眠需要少；有时候情绪低落，不说话、认为自己无能无用，绝望、甚至出现轻生倾向。但他的父母不认为他出了问题。

乔晓峰在单身家庭长大，本来成绩挺不错，老师见他成绩好，就叫他去辅导其他同学。在辅导过程中，乔晓峰与同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没法返回校园正常上学。饱受困扰的他因此来找杨婵娟看病。

在诊疗过程中，杨婵娟通过心理教育让乔晓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疾病（双相障碍），并配以药物治疗。高中两年多的时间里，乔晓峰坚持每两周来一次门诊，家长仅仅在医生的要求下出现过一次，他独自坚持一边就诊一边在图书馆学习，把高中的课程全部自学完，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 双相情感障碍（BD）又名双相障碍，是一种既有躁狂症发作，又有抑郁症发作（典型特征）的常见精神障碍，首次发病可见于任何年龄。/ 锐景视觉

一般来说，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家庭的支持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网络体系里面，大家都来支持Ta的话，Ta掉下去的可能性就小很多。”杨婵娟说。

每年，杨婵娟都会收到顾静发来的一条“汇报”短信。与乔晓峰相比，顾静得到的家人的支持可谓天渊之别。顾静当年是某个省的高考状元，上大学时诊断为双相障碍。大学毕业后顾静来南方工作，一直以小剂量药物维持治疗。在接近30岁那年，她很想要孩子，但下不了决心。

顾静来找杨婵娟寻求建议，杨婵娟跟她和家人一起讨论分析。经过深思熟虑，顾静后来决定自己生小孩。生下来的孩子很健康，而顾静一直以来也保持着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整个过程里，家庭对于顾静做出了巨大支持，父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她很多帮助；丈夫对她没有一丝嫌弃，是真心认为她的身体最为重要。

总结这个案例，杨婵娟说：“病人情况好转，不是说医生有多大的能量，一定是家庭和患者跟医生合作的结果。”

在杨婵娟看来，像乔晓峰这样的患者非常自律，像顾静这样的患者则是自己和家人非常努力。杨婵娟的心愿，就是让这些患者可以尽快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和学习，身上不要背负着污名化的标签。

◎ 图：123rf

孩子有没有不开心的权利？

杨婵娟的孩子十五岁时曾经跟她说过一句话：“我不开心，那是我的权利。我可以不开心，为什么在你们父母眼里小孩子必须开心呢！”

这让作为心理健康医生的杨婵娟，也受到了某种震撼：生活中，其实可以接受孩子的痛苦、悲伤情绪，而不是总在控制、消除孩子不愉快的体验，人的喜怒哀乐，是很正常的事。杨婵娟觉得，要尊重每个人的情绪，包括孩子，让Ta去觉察自己的情绪，面对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情绪，如果Ta遇到了困难，家长就要去协助、引导Ta。

然而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家长如何判断孩子已经处于患病的临界点呢？杨婵娟列出了判断孩子是否出现异常的原则：一是，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行为表现跟他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所处环境不相符合时，那要仔细留意；二是，如果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给孩子自己、家长或者学校造成持续的麻烦和痛苦时——例如一个小朋友为了一件事情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不开心，还属正常，但如果Ta整个星期都不开心，发脾气，不理人，睡眠不安，甚至出现不上学，不出门那就表示很可能出现了问题。

发现异常信号，就要及时到专科就诊，但杨婵娟也发现，当下大众对精神疾病还存在认识不足的状况。精神障碍的患者到专科医院就诊的比率，据她判断只有一半。有一半患者是在其他综合医院看过了，才到专科医院初诊的。杨婵娟说：“大家对精神疾病还是有一种耻感。很多人认为‘我不能得这个疾病’，出现了睡眠障碍、工作能力下降、注意力不能集中，其实都是可能有问题的了，需要来处理的，但他们死扛都不会来这。”

她期望有一天，外界能将精神障碍作为一个普通的疾病来看待。就像感冒一样，人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可能生病，精神障碍也是一个病，人生病了，就要看病、治病。

◎ 2019年，杨婵娟在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中心学习。/ 医生供图

1996年从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毕业后，杨婵娟分配到广州的医院工作，至今已踏入第26个年头。跟现在的孩子相比，杨婵娟觉得，自己那一代人儿童时代的快乐是深入骨髓的。小时候住在农村里的她，很多农活都要干，6岁时她还为了帮家里挣工分，选择不去上学而是去放牛，到第二年才去学校。

在杨婵娟看来，儿童青少年时期多跟大自然接触，感受真实世界的阳光雨露、花草树木、鸡鸭猪牛羊，跟在书本里、手机里看到肯定不同，“它对大脑的刺激不一样，会给人的大脑有不同的启发”。

有时候杨婵娟也在想，如果现在孩子们能够从小就在大自然里浸泡，那么他们后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许会减少一些。俗套点讲，还是有希望的，或许，希望在田野上。

（注：文中李潇、乔晓峰、顾静均为化名。）

通讯员：刘靖雯 宋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