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最为拥堵的天河路上，有座“老广东人”都知道的肝病大楼，门口熙熙攘攘的聚集着不少排队挂号的病人，他们大多戴着口罩，尽量避免与他人眼神有过多接触。

这儿就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6号楼，也是全国综合医院感染科中门诊量排第一的感染科。作为主任医师的高志良，从业近40年一直与同事和病人并肩携手，对抗着一种在我国常见危害却极大的病毒：

感染这种病毒后，将不断地攻击人体内的肝细胞，使肝脏发生炎症、硬化甚至癌变。这时，感染者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活体传染源，通过血液、性接触、母婴等方式进行传播，直到最后，肝功能彻底失常……它的名字，叫做乙型肝炎病毒。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据2018年《柳叶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乙肝感染率高达5.1%-10%，约有8000万的病毒携带者，其中2000万为确诊病人。约有1000万丙肝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到2030年乙肝诊断率需提升至90%，治疗率提升至80%，而我国目前的乙肝诊断率只有22%，治疗率仅15%。

1、入行

成为一名医生对高志良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我的父亲在衡阳传染病医院工作，从小我就在医院的环境中长大，对医生、病人、消毒水的味道一点都不陌生。”只是中间曾出现过一段小插曲，毕业后，高志良先被招进了当地的卫生局医务科干起了行政工作。

那时高志良年轻、大胆、有干劲，3个月后还是觉得医生更适合自己，主动辞去行政岗位回到传染病医院当了一名传染病医生，很快地他就在这个新岗位上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病医院副院长、感染性疾病科学科带头人高志良。/ 医院供图

当时的传染病以急性传染病为主，大多发病急且凶险，像流脑、白喉、流行性出血、狂犬病、中毒性菌痢等，无法挽救的病人，很快就离世了，而判断和治疗准确的话，一条生命就被迅速地从鬼门关捞了回来。并且治疗好一个传染病人全家都能受益，特别有成就感。

“非常锻炼人，每天就好像‘打仗’一样，你不能一丝分心。”看着前一天入院还奄奄一息，第二天便康复的病人离开医院，给高志良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也让他决定去寻找更大的舞台。1987年，高志良考取了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建立与推广“一步法单克隆试剂ELISA技术”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学教研室主任姚集鲁教授的第一个硕士生。

“这时才算真正接触到国际一线传染病学相关研究，在导师姚教授培养下学习了很多科研思维和技术，并且也学会了如何将科研成果临床转化的意识。”谈及姚集鲁教授对他的影响时高志良说道，随后他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美期间感受最深的科学思维和科研体系的重要性，“UCSF研究体系有一条是只关注过程，不关注谁来做，设计的项目一旦执行一定要监控全程，严格按操作流程工作，无论什么人参与都一样，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高志良说，“这种模式与我国过去的模式‘只看人，不重过程’刚好相反。”

九十年代的中国，在肝病治疗领域拥有大量的病源，但因为缺乏严格的顶层设计和系统的随访制度，这些宝贵的资源无法充分地被正确使用，认识到这一点，高志良率先将自己所学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肝病研究的第一线。在随后担任科主任期间，又将所学之理应用到科室管理当中，包括：研究周会（Lab meeting）、随访平台、血清/组织库、标化临床设计及科研考评制度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发表了系列高水平文章及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骨干。

2、暴露

在感染科工作，意味着这里的医护人员更容易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

“对于这种风险，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职业暴露’。”高志良说，他之前并不担心，因为入职时就受过严格的训练，且有数据表明，感染科医生病毒感染概率反而远低于其它临床科室医生，但直到SARS一役，让他和同事长了一次深刻教训。

“除夕那天收治病人之后，科室倒了22个医务人员。刚开始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种高危险性，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高志良回忆，那时由于他恰巧在实验室做研究未被感染，但看着身边的同事纷纷倒下依然感到心惊，“有教训，也有很大的损失，但也为后来防御系统的完善包括对新冠防治都起到了警醒作用。”

彼时的高志良正在实验室中研究重型肝炎（重肝），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急性大规模传染病逐渐被消灭，重型慢性传染病占据了传染科里大大小小的病床，其中又以重型肝炎病人为主。

“当时对于这类病人全国医院治疗方案几乎一模一样，就是护肝药加上免疫增强疗法。”高志良说，单一的治疗手段，让重型肝炎的病人死亡率一度超过了70%。

“必须要想办法！”经过长时间研究他发现，在重肝病人肝衰竭上升期的初期，体内承受的打击主要是免疫损伤或缺血缺氧性损伤为主；而在上升期的中后期阶段，人体又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则内毒素血症开始参与进来；这“三重打击”是导致重症肝炎死亡的主要因素。

◎ 病房里的病人比较多，高志良叮嘱医护人员，对情况不稳定的病人一定要随时监测他们的病情变化，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医院供图

摸清了肝衰竭发生过程的变化，他提出了“肝衰竭时相学说”并根据此学说系统制定了相应的治疗策略：对于重肝病人抗病毒治疗应贯穿始终；免疫治疗应该分阶段，初期使用免疫抑制治疗，中后期使用免疫增强治疗及抗感染治疗，也可选择恰当时机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人工肝治疗、肝移植治疗及干细胞治疗等。

“我们根据以上原理采取的早期激素治疗，改善缺血、缺氧及人工肝、干细胞移植、抗病毒治疗，使重肝病人的病死率降到了45%。”亮眼的成果给了高志良极大的信心。从2004年开始，日益完善的“三重打击学说”和“时相学说”及其疗法开始在上海瑞金医院、北京地坛医院等国内一流医院在内的100多家医院应用，不但为重肝病人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来应对，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话疗

“这几天转氨酶指数有点偏高”，75岁的“老乙肝”患者冯先生特意一大早从汕头坐车赶到医院，来找高志良咨询。“我就是想和高医生聊一聊，确认自己一切正常，不会得肝癌。”由于乙肝病情的特殊性，病人往往与医生会建立一段长时间的联系，高志良爽快、平和，言语丝毫不带歧视也让他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病友。

“很多情况下，我一边当着传染科的医生，还一边当着心理医生。”高志良笑着说，病人与医生坦诚交流，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很多乙肝患者其实已经很稳定，但就是不放心，一定要听到你亲口说“没问题”才心安。

“可能你都不会相信，几十岁的大男人曾跪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涕。”高志良感慨，对于HBV感染者来说，病毒摧毁的不仅是身体，常常还有他的整个社会圈子。被抛弃、背叛、误解、孤立……这都让病人无比压抑，医院门诊便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可以放心吐露心声的地方，有医生、护士为他们疏导心理问题。

◎ 为了推动促使医疗资源下沉，高志良带着团队去青海进行义诊。/ 医院供图

在高志良看来，尽管经过20年的大众教育和医学进步，社会对于乙肝感染群体的歧视现象有所好转，但消除乙肝歧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悉，2019年由益友互助社群发起、671位乙肝感染者参与的调研结果显示，58.7%的乙肝感染者希望获得减少就业歧视的相关支持，有近半数乙肝感染者表示无法做到自我认同，想要获得自我接纳的帮助或心理辅导。

“乙肝歧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众对乙肝的误解，对病毒传播途径的认知偏差，它与新冠不同，不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接触是不会传染乙肝病毒的。”高志良说。

4、治愈

201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2016-2021年全球卫生部门病毒性肝炎战略》，提出“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要实现乙肝诊断率达到90%，治疗率达到80%。

但目前来看，国内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率和治疗率都不高，分别为22%和17%。“中国超八成的肝癌患者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果他/她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随着抗病毒治疗的开展，有可能终身都不会出现肝癌。”

看着日益严峻的乙肝防治形势，2018年4月19日，由高志良发起，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牵头的“中国慢乙肝临床治愈（珠峰）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珠峰项目”）正式启动，“虽然，目前全球尚没有一种能够彻底治愈乙肝的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坐以待毙。我们可以把现存乙肝病人的病毒基本控制、并在合适情况下进一步追求临床治愈。”高志良说。

◎ 采用药物控制乙肝病毒，患者的情况逐渐好转。高志良仔细询问了她的治疗情况和饮食等，叮嘱她好好休养，继续配合治疗。/ 医院供图

5年过去，原本项目计划是用三年时间（2018-2021年)入组3万名慢乙肝患者，争取实现8848例临床治愈。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干扰，截至目前，有效入组病例数超过3万例，临床治愈病例数已超过5000例。“我们争取到明年6月份完成8848例的目标，让更多患者实现临床治愈。”

乙肝患者有望治愈的消息，无疑给乙肝病毒感染患者群体打了一针强心剂。但“珠峰项目”开展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高志良欣喜地表示，作为我国首个最大规模的慢乙肝公益项目，在它的带动下，“中国降低乙肝患者肝癌发生率研究(绿洲)工程项目”；“萌芽”项目；“领航项目”；“未明”项目；“容愈”项目；“星光”项目等公益项目陆续开启，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进入了新阶段。

迈入感染科这道门，迄今近40年。尽管岁月增添了他头上的白发，但刻在他骨子里对待疾病的探索精神也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高志良还有很多想法等待实现，肝病检测手段的推广；疫苗接种全人群的普及；新血液标志物对肝癌早期筛查……一个个都是不小的挑战，都离不开科研的攻关。他指着办公室桌上两摞厚厚的文件说：“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国家新发、突发传染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未来，希望能以国家需求、患者困扰为己任，探索无尽，初心不改。”

通讯员｜周晋安 甄晓洲  编辑｜廖颖瑶